毛主席与贺子珍的长女毛金花，自幼流落民间，一生未见父母面

谈秦说汉（362）毛主席与贺子珍的长女毛金花，自幼流落民间，一生未见父母面

1929年，毛主席与贺子珍在红四军占领龙岩之后，生下了第一个女儿，名叫毛金花。次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重兵进攻龙岩，鉴于敌强我弱，红军决定避其锋芒，暂时撤出龙岩，用“敌进我退、敌疲我追”的战术进入闽西与敌进行游击战。

当时毛金花不到一岁，还不会讲话，不会走路，将她带在身边行军打仗极不方便。于是毛主席与贺子珍商量，将其放在龙岩城北的一个鞋匠翁清河家里。临行前，贺子珍还特地塞给了翁清河20块大洋当作抚养费，请求其好生地照顾毛金花。

但翁清河这个人看起来老实巴交的，其实做人也不太厚道，红军撤走之后，他担心国民党军队报复，就在毛金花熟睡之际，趁着夜色把她放在一个卖副食品的赞风店门口后就走了。虽然翁清河害怕惹祸的心理可以理解，但行事方式的确不好。

国民党军队打进龙岩之后，果然有人告密，说翁清河收养了一个红军领导的婴儿。于是国民党军队的负责人传讯了翁清河，但翁清河一口咬定女孩已经死了。既然人已经死了，国民党就没有细究，把翁清河给放了，无形当中救了毛金花一命。

却说被翁清河遗弃的毛金花，被赞风店的林老板发现之后，心地善良的林老板自己再拿出20块大洋，让一个叫翁姑的农妇收养。翁姑一个人生活，小金花为她增添了许多的快乐。但一年之后，翁姑生病了，经济来源中断，无力抚养毛金花。

有个国民党军队里开小差的士兵张先志留在龙岩，以炸油条为生，娶了个老婆，但老婆没有生育。于是，张先志将毛金花抱来收养。毛金花跟着张先志生活了三年，但随着张先志的妻子去世，又将毛金花送给了开煤矿的邱应松与邱兰仔夫妇。

邱兰仔是二婚嫁给邱应松的，邱应松对她言听计从。邱兰仔对毛金花十分喜爱，还将她的名字改为邱月花。到了毛金花13岁的时候，又将她的名字改为随她的前夫姓，叫杨月花。此后，毛金花一直使用杨月花这个姓名，一直到现在也未改名。

毛金花的幼年是不幸的，生于战乱年代，在还不懂事前就几经转手，不能自主。而毛主席在革命生死关头，率领红军与强敌周旋，没有时间照顾自己的孩子，舍小家为了大家。但毛金花也算是幸运的，虽经被几户人家领养，却健康地长大了。

新中国成立之后，为了打听这位“红色公主”的下落，从中央到地方，有关部门多年来坚持不懈地努力寻找事情的真相。有8次差点让毛金花与父母相认，却因为种种原因，最终擦肩而过，一直到贺子珍去世，毛金花都未曾与父母再见一面。

1932年，毛主席率领红军东路军东征漳州，打回龙岩，贺子珍委托毛泽民前往翁清河家看望毛金花，但翁清河却跟毛泽民说：“女婴养了四个月后，伤风夭折。”贺子珍听到消息后，犹如晴天霹雳，毛主席也十分伤心，但军务紧急，无暇多想。

在战争年代，军队为了便于行军，一般都将不方便随军行动的婴幼儿放在当地百姓家寄养。但收养军队小孩的家庭为避免麻烦，一般都不愿声张，若有人来询问，也会以小孩生病夭折为由搪塞。因此，贺子珍根本就不相信她的女儿毛金花夭折。

其实也可以理解，在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无论收养哪一支军队的小孩，都很容易被该支军队的反对方抓起来问罪，一不小心就是掉脑袋的事。而且，只要对外宣布所收养的小孩生病夭折，就没人再来小题大做，就算原部队找回来也好交代。

毛主席与贺子珍重回龙岩，但是翁清河一口咬定小孩已经死亡，而部队又要紧急行军，贺子珍在仓促之间也找不出别的线索。此时2岁的毛金花，正在龙岩镇上张先志的家里生活，看着门口来往匆匆的红军，却不知亲自的亲生父母已从眼前走过。

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部长（1949年10月21日至1954年9月期间新中国国家政务的最高执行机构）谢觉哉率领中央代表团慰问老区人民。贺子珍请求谢觉哉委托地方政府寻找女儿毛金花的下落。谢觉哉亲自来到龙岩找到翁清河。

但翁清河仍然一口咬定毛金花已经夭折了，还带着工作人员在山上找了一处婴儿坟证明。要想快速找毛金花，只能从翁清河身上打开缺口，但翁清河依旧没有改口，而谢觉哉带领的慰问团还有很多别的事，所以没有更多的时间详细调查。

新中国成立之后，翁清河发现自己之前遗弃的婴儿，竟然是国家最高领导人毛主席的女儿，一旦追究他的遗弃罪，后果后果不堪设想。因此，谢觉哉找到翁清河后，怕惹火烧身的翁清河更加不敢说出真相，让22岁的毛金花无缘与亲生父母相见。

1953年，时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的龙岩人邓子恢回家探亲，毛主席委托邓子恢帮忙打听女儿毛金花在龙岩的下落。邓子恢回到龙岩的第二天，就亲自找到翁清河打听毛金花的情况。翁清河还是因为种种的原因，仍然不愿改口说真话。

邓子恢无果而终，回到京城亲自向毛主席汇报，主席沉默片刻，似乎若有所思。其实毛主席也分析到了翁清河的心理活动，怕惹火烧身也是人之常情嘛。接着，毛主席拿出三百元钱，请邓子恢帮忙寄给翁清河，感谢他曾经帮忙照顾了毛金花。

其实翁清河心中的顾虑不仅仅是担心政府知道了他曾经遗弃毛金花，而且又担心逃往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军队会重新反攻大陆，而龙岩又是距离台湾较近的沿海城市。因此，翁清河再次欺骗组织，让24岁的毛金花第三次失去与亲生父母相认的机会。

1963年，任曼君担任浙江省妇联组织部副部长，时任全国妇联副主席的康克清指示任曼君帮忙详细调查毛金花的下落，确认此事的真实情况。任曼君接到指示之后，立即与龙岩县公安局讨论，并成立了一个秘密工作组，寻找毛金花的下落。

但由于翁清河的不配合，工作组的调查迟迟没有进展，调查人员只得另辟蹊径，公开征集线索，公开发动群众来寻找毛金花。

1964年，一封署名为“杨月花”的妇女，写了一封信，请求龙岩行署副专员吴潮芳帮助调查身世，并写明自己是红军留在龙岩寄养的孩子。当时在龙岩指导工作的省长魏金水看到来信后，心情非常激动，因为信中提到了此女曾被翁清河收养。

杨月花在信中大概地叙述了出生时间、年龄以及出生地点等等信息，而这些信息又恰恰与毛金花的情况高度吻合。于是，魏金水召集工作组相关人员、杨月花、其养母邱兰仔、舅母郑秋地及翁清河夫妇等相关人员，亲自主持召开了座谈会。

座谈会上，翁清河在大量的证人面前，不得不承认了杨月花就是毛金花。他当初的确是害怕国民党军队会对他清算才不得不将其送走，并谎称毛金花已经死了。翁清河的亲口证词对杨月花的身份确认十分重要，魏金水决定次日再做补充材料。

但到了第二天，翁清河又改口了，全盘否定了自己前一天的话，坚称毛金花在第二年六月初十就病死了，杨月花是后来其他红军送来的孩子，自己前一天记错了。当事人翁清河矢口否认，魏金水与工作组亦不敢轻率下结论，只得重找证据。

翁清河为何会一夜之间变卦，也有两种传闻。一种说法是，翁清河回家后，与家人讨论这个事，家里人认为之前他曾经遗弃了国家重要领导人的女儿，如果杨月花与毛主席相认，有可能会给翁清河定罪。因此，翁清河只得硬着头皮死不承认。

第二个说法是，翁清河回家后，晚上又找到杨月花，以曾经照顾过她一段时间为由，向杨月花索要报酬，但杨月花当时也不富裕，家里有六个小孩，还得养育邱兰仔夫妇，根本就拿不出钱给他。因此，翁清河认为杨月花忘恩负义，所以改口。

但我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翁清河应该是没有胆量去勒索杨月花的，如果杨月花去省长魏金水那里告他勒索与遗弃，无论那条都够他喝一壶的了。因此，翁清河担心被定罪的可能性更加多一些。而且，邱兰仔夫妇抚养杨月花多年就是为了老有所依，担心杨月花认回亲生父母就可能会离开他们，所以也没有坚决地站出来拆穿翁清河的谎言，让35岁的毛金花第四次失去与亲生父母相认的机会。

1971年，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的老部下罗万昌光荣退休，他刚回到家乡龙岩就听说了杨月花寻亲的事情。虽然说杨月花与毛主席、贺子珍相认在程序上稍有点复杂，但是在龙岩当地的传闻中，却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了，毕竟龙岩只有这么大。

罗万昌立即联系了他的老首长贺敏学，将自己听到的信息告诉贺敏学。贺敏学当时担任福建副省长，具体领导福州、厦门、三明等地市的基建工程，工作抽不开身，特别请另一位龙岩籍老红军张华南协助罗万昌一起调查，形成详细的材料。

1973年，罗万昌与张华南写了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交到了贺敏学手里。贺敏学翻阅之后，直觉相信了材料的可靠性，趁到北京开会之机，将材料秘密地交给周总理。周总理非常重视，立即授意毛泽覃与贺怡的儿媳妇周剑霞赴闽秘密调查。

周剑霞临行前，特地找到姨妈贺子珍，询问毛金花身上有无胎记或其他明显的标记，贺子珍回忆，毛金花的右膝上有两颗黑痣。周剑霞来到龙岩后，与罗万昌、张华南见面之后，秘密约见杨月花，但如何验证其膝盖上有两颗痣却成了问题。

同行的罗万昌的女儿罗海明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冷不丁说了一句，有跳蚤（七十年代这种害虫很多），快抓。说完后罗海明赶忙挽起裤子，一行人见状纷纷挽起裤子，杨月花也挽了起来。大家几乎同时注意到了杨月花右膝盖上的两个黑痣。

这时杨月花的身份基本上可以确认下来了，她就是毛金花。周剑霞整理好材料回京向周总理汇报，在贺敏学的安排下，罗万昌带着杨月花以赴上海体检为由前往上海与贺子珍相认。杨月花到了上海，却因贺子珍正在“生病”，没有安排见面。

但就算贺子珍病重，但也不至于不能与人会见。贺敏学了解情况后，感觉事情不妙，立即通知罗万昌带着杨月花来到福州找他，以免发生意外。当杨月花辗转来到福州，敲开贺敏学家的门，贺敏学拉着她的手，不禁老泪纵横，无限感慨。

听到了杨月花的身份已经被确认，毛主席听到后也十分高兴，指示贺敏学立即送女儿来北京见面，可到了第二天一早，毛主席又改变了初衷，表示杨月花不要来北京，既然是从民间来，就回到民间去，但主席一再叮嘱贺敏学要照顾好她。

毛主席日理万机，在国家领导人的位置上，需要他考虑的事情实在太多了，他选择不见自己的女儿，应该还有更深的理由。

就这样，44岁的杨月花（毛金花）兜兜转转到了上海，没有见母亲罗子珍，接到父亲的通知要在北京见面却最终没有成行，第五次仍未见到亲生父母。

1974年，贺子珍亲自前往福州，希望在哥哥的帮助下与女儿见一面，但当时贺敏学的处境亦很艰难，贺子珍便向老熟人，时任福州军区司令员的韩先楚寻求帮助，但在这件事情上韩先楚也有心无力。45岁的毛金花第六次与母亲无缘相见。

1977年，当时的环境有所宽松，贺子珍移居福州养病，想重返龙岩，但又因种种原因没有如愿，48岁的杨月花（毛金花）第七次与母亲罗子珍失去见面机会。

贺子珍嘱托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一定要去看看已被舅舅认下的姐姐。李敏、女婿孔令华见到杨月花时并没有说明身份，以上级的形式听取时任电影院党委书记的杨月花做报告，但杨月花见过李敏的相片，知道了李敏的身份。

后来，贺敏学问杨月花为什么当时不与李敏相认，杨月花说：“我比她年长，她不想喊我，我何苦唤她？”这种倔强的性格与贺子珍年轻时的性格非常相近。但杨月花没想明白的是，当时的环境下就算杨月花喊一声妹妹，李敏也不敢应呀。

1984年，贺子珍在上海病逝，临终之际贺子珍请求与女儿毛金花见一面，但是没有得到批准，55岁的杨月花（毛金花）听到母亲的死讯后肝肠欲断，但是她更加清楚，此生已再无机会与父母见面了。

毛主席与贺子珍，一生有8次差点可以与女儿见面，却因为种种原因总是擦肩而过。这对于女儿来说，相认却不能相见，是一种痛苦，但对于父母来讲，又何尝不是一种折磨呢？但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每个人都需要自我约束，需要忍耐。

贺子珍在生前非常想看看自己的女儿，但她对女儿只有一半的权利。而毛主席因为操劳国家大事，抽不出时间与女儿相聚，身为伟人之后，就必须接受这个现实。经历了一些事情后的杨月花渐渐地想明白了她与父母不能相认的原因，不再执着。

后来，肖克将军与省委都曾建议她改回原名，杨月花平静地说：“我说都这么大年纪了，还改它做什么？”晚年的杨月花心态很平和，似乎看淡了一切，她现在已经退休了，她的6个儿女都是普通的工薪阶层，在龙岩市工作。

2021/3/9